(27)前注 (26)，拉德布鲁赫书，第 211 页。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突发事件预警则属于应急管理系统，对前者是包含关系。（二）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的法律适用指引 当传染病引发或者可能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尽管我们认为应当适用《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而《传染病防治法》中关于预警的规定仅适用于不会引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传染病的预警，但从立法技术上考虑，《传染病防治法》的现行规定确实容易将发布预警与发布疫情混同为同一信息披露行为，由此产生未经授权不能披露的误解。
换言之，该法第43条规定的政府预警职责，不能因规定不明确就解释为限缩甚至推卸责任。在制度设计上，《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更有利于地方政府行使应急职权，而《传染病防治法》更倾向谨慎而专业的研判。据此考察，可以发现各地应急预案中普遍建立了预警机制，明确规定由相应地方政府实施。《突发事件应对法》是2007年制定的，而《传染病防治法》虽然于1989年制定，但是在2013年进行了修正。这些讨论主要集中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第38条关于疫情信息公布的规定。
以下进行具体分析： 1. 预警主体 突发事件的预警主体为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但是各类突发事件的特点不同、情形复杂，具体的权限和程序规定还应当依照其他专门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在突发事件中，发布预警的时点是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前，其理论依据为风险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即在存在风险但缺乏科学确定性证明会造成损害的前提下就采取预防措施。(29)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人民日报》2014年10月29日，第2版。
(41)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论述，它的基本含义是，法治不能离开政治，法治在一定意义上讲要服务于政治。以依法治国的理性逻辑而论，深刻理解和领会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宪治国论还应当重视以下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宪法监督的当然主体，其重要职能就是维护宪法的权威和尊严，而通过宪法监督制度能够在法治实践中发现并监督违反宪法的行为，发现并监督触犯宪法的行为等。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
(21)其核心要义是，宪法所设计的相关制度以及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必须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方案，才能够体现宪法的权威及其作为根本法的地位。进一步讲，宪法所包容的内容既能够引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又全面覆盖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
这个顶层设计强调了宪法的重要地位，但是并没有提到宪法至上，当然也没有提到法律至上。习近平还特别提出了红线和底线的概念，即党的领导尤其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或者党员干部的行为不可以触碰法律的红线，不可以逾越法律的底线。②习近平：《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求是》2019年第4期。进入专题： 习近平法治思想 依宪治国 。
由此可见，时代精神的内涵与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地位是相辅相成的，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中依宪治国论的又一个重要价值。这里包含着一个深层次的内涵，就是要让宪法从原则变为具体的行动，从写在纸上的东西变为国家治理过程中的现实。具体而言，就是要明确在这个程序构型中谁有权解释宪法，在这个制度构型中究竟包括哪几类宪法解释，如是否仅仅包括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以及是否能够构建专门的宪法解释机制，在宪法解释中专家是否有参与的机会，宪法解释需要遵循什么样的程序，宪法解释由谁作出最后的决定，等等。在建构法治政府的前提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也就有了建构的依托和承载因素。
内容是否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规定。是否超越制定机关法定职权。
第三个维度则是法治社会，它是依法治国的基础，是三个维度中最为基础的东西，其在依法治国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33)根据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建议，2015年7月1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行宪法宣誓制度的决定》，其中规定：为彰显宪法权威，激励和教育国家工作人员忠于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加强宪法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一、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县级以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或者国家任命的公职人员，以及各级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任命的工作人员在就职时应当公开宪法宣誓。
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有关依宪治国的重要论述包含非常明显的法治价值：一是树立宪法权威的价值，二是体现宪法根本法的价值，三是呈现宪法至上的价值，四是强化宪法实施的价值。⑥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页。他尤其强调了在法治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必须充分体现宪法的权威，必须充分体现宪法在法治实施中的引领作用。(一)强化公民宪法权利与其他权利的关系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权利的规定经历了一定的认知发展阶段，例如，在1954年的宪法中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仅仅放在第三章，而在现行宪法中则将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规定提前到了第二章，足见我国在公民权利认知上越来越进步。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条例研究后认为条例相关规定确实存在违反行政强制法的情况，进而要求条例制定机关对此予以修改。
建立人民群众监督评价机制，促进食品药品、公共卫生、生态环境、安全生产、劳动保障、野生动物保护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点领域执法力度和执法效果不断提高。本文认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依宪治国的科学含义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宪法统领法治体系，法治体系中的五个板块即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要受宪法的统领。
我国的法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党的领导就是我国依法治国的政治逻辑。当然，依宪治国中有关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建设的理性关系还有着拓展空间，这都需要在法治实践中予以探索。
换言之，在公众的心目中法律当然具有权威性，具有毋庸置疑的价值。从目前来看，习近平关于依宪治国的法治构型思想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
第二个维度是法治政府，它是依法治国中的关键因素。(32)这是非常庄严的宣誓，也体现了习近平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率先垂范，率先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三)宪法覆盖法治三维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依法治国论包括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法治国家，它是一个价值性概念，是依法治国的最高境界。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
此外，宪法作为根本法还有其他方面的独特性，如宪法效力与普通法相比具有最高性，就是宪法的效力高于其他法律，当其他法律与宪法抵触时自然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正因为如此，我国前不久专门通过了《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⑧，对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若干重大问题都做了规定。
在依宪治国中，党的领导和依宪执政是相辅相成的，二者是一个有机的统一。④《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尽管合宪性审查的制度构型在我国还在探讨之中，它的完善化和规范化还需要一个过程，但就该制度目前的设计来看，它突显了宪法在依法治国中的地位，任何立法主体的意志表达都必须忠于宪法，任何下位法所设计的制度、所确立的权利和义务也都必须是对宪法的具体化，任何下位法都不可以超越宪法，更不能够抵触宪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
应当说，当宪法覆盖法治的三个维度时，它有着极高的技术含量，有着非常好的技术上的处理。另如，前不久颁布的《民法典》中所规定的公民享有的一系列民事权利也不可能在宪法中得到体现。这与依宪治国并不矛盾，它包括了宪法对行政权的限制和对社会权利的拓展，它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权的行使中要在特定领域对社会主体予以让步，对社会主体的权益关系予以维护而不是限缩。(40)《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二○二○—二○二五年)》，《人民日报》2020年12月8日，第1版。
在我国法治实践中，合宪性审查已经有相应的制度构型：2018年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履行有关职责中注重加强合宪性审查工作，如制定监察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订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作出关于设立上海金融法院、关于宪法和法律委员会职责问题、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等决定时，有关方面都进行了合宪性审查，遵循宪法原则和精神作出适当安排和处理。(17)这项决定同时对我国依法治国的原则、制度构型、目标、战略以及其他关键问题都做了翔实的规定，它被学界和实务部门普遍认为是对我国依法治国所作的顶层设计。
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建设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习近平强调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31)，这就要求我国建构严格的宪法解释程序。
习近平还强调，我国的依法治国要体现以人民为主体，他指出：要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五)宪法日制度 目前在学界虽然没有将宪法日作为一个正式的法律制度来看待，但是我国每年的12月4日都举行宪法宣传和教育活动，举办纪念宪法颁布的活动。